不同年代的同文化─古今男色文學解讀

回憶本組選定這個主題以為專題研究的過程，實是相當有趣的。原本在諸多主題中爭論不休，最後選定了同性戀為主要研究方向，蓋因古典與現代的連結，無論是在語言文字、建築藝術各方面，似都不難想像，唯同性戀議題，和古代中國文學的連結，似有似無，即便有，概念似又不全然相同。是以，我們決定暫以古代文學和今日同性戀概念略有相關者為研究對象，深究其間異同並了解發展歷程。在確立大體目標後，我們參考許多相關資料，並經多次討論後，發現：中國古代並無真正可和今日「同性戀」概念相對照者，惟「男色」或又稱「男風」1則和其有相類之處又不可全然等同視之，如古語之「斷袖」、「餘桃」多為今人所誤用借指同性戀情，其實不全然可如此概括而論，本組亦希望可以藉此機會釐清此觀念。
現代學者以為，古代中國人並沒有如今日概念的「性向的自我認同」，相較於性別的差異，傳統中國更重的是權力支配的上下、主客關係，無論是君臣、父子、夫婦，究其實際、回歸根本，三者所體現的皆是主被動、支配與被支配的地位階級模式。是以，將以性別認同為核心概念的西方「同性戀」概念移植至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將會是一大謬誤。又有謂，「同性戀」概念屬醫學領域，且為一種人的身分，強調「性」的傾向；而「男色」則偏向文學範疇，關注的是行動、癖好或傾向，不是內在的性別本質或性意識，缺乏「同性戀」的自我認同。「男色」自上古時期起即是中國性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性戀」的相關概念卻是於民國初年時伴隨西方的科學、醫學和心理學而傳入中國的，首見該辭彙係在張競生的《性史》及性學專家潘光旦的著作中，借自日文的「同性愛」。
中國的用語並不強調一種內在的性別本質，而只關注行動，傾向和癖好。換言之，中國古代的作者不說某人是什麼，而是說他像誰，喜歡什麼。 Bret Hinsch, Passion of the Cut Sleeve
在古代中國，同性戀與異性戀從來都不是兩種完全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前者常常是對後者的補充和戲仿。男色不僅是個別人天生的癖好，同時也是封建等級制在男人之間所製造的不人道關係。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

先秦兩漢時期流傳下來的男色記載十分豐富。以明代馮夢龍所著《情史》中〈情外篇〉的記載4為線索，可以在《史記》、《戰國策》、《晏子春秋》裡找到相關的記載。由於史書的記載對象大多為皇室貴族，要從這些史料裡尋找平民的男色記載較為困難。這時侯《詩經》提供了一個供我們參考的指標。在風、雅、頌三部份中，我們可以從〈十五國風〉裡的記載來看出一些男色風氣的端倪。以下分別討論先秦、兩漢之間男色風氣，並從當時世人的言論探討對男風的觀感。
在《尚書．伊訓篇》已有關於男色風氣的記載。5
.......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動蕩不安和軍閥割據，使人民無法擁有安定的生活，而在前代所獨尊的儒家思想到了這個動蕩的時代，似乎也無法為文人帶來財富與官爵，使得社會大眾拋棄本來獨尊的儒家思想而開始走向崇尚自然、任誕的老莊清談。面對這樣的社會局勢，不少人以頹廢、放浪、利己的態度對待人生，「風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為女」以求慰藉，在當時，例如何晏、潘安等許多面貌俊美和身體柔弱的男子多喜愛施朱粉或做女性化的打扮，這種行為也在社會上蔚為一種流行；而許多上層階級的富豪之家或士大夫喜愛蓄養孌童和樂伎作為「財富」的象徵。以上這些情形都一再顯示魏晉之際男風興盛的社會情形，而這樣的社會風氣對於當時的婚姻也造成不小的衝擊：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甯、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之氣亂而妖形作也。
自咸甯、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放效，或有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這兩段史料顯示在魏晉之時男人與男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非常多見，甚至這樣的關係在某些發展中還使得夫妻離異，可見當時男風盛行的程度，直接衝擊了原本社會傳統價值的兩性關係。
在魏晉時期的史書中，也多記載著這種男風興盛或是男寵專權的現象。例如《晉書．海西公紀》中記載海西公與其妻同愛妾童之事：

「伶人」這樣一個與男色息息相關的職業，在唐以前的社會，始終是處在弱勢的一群，往往不但得不到公平的社會評價，還為人所蔑視、戲弄。然這樣的情形在五代時有了大轉變：其中，有人憑藉著自身的演藝魅力，搏得帝王的好感，使帝王對其寵愛有加，進而躍上政治舞台。身處政治的高處，這些原來地位低下的伶人有些得以發揮影響力，亦開始去除異己，拉攏朋黨，參與帝王的決策，甚至左右朝代的演進方向。
既然伶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影響力不可忽視，歷史自不會遺忘他們。《新五代史》的作者歐陽修延續《史記》〈佞幸列傳〉的體例，特別編纂〈伶官傳〉，用以記錄這些「政治的新參與者」在歷史上的事蹟功過。 首先，「伶官」的起始在漢代。漢武帝時設有「伶官」，專司音樂的編寫蒐集。而「伶人」即是在民間從事這方面工作者，然與戲劇本身尚沒有直接的關係。但隨著時代改變，「伶人」因其工作環境常與戲劇相伴，亦可以指演戲的人。或謂以現代的語言來說，有點類似藝術表演者的角色。
而〈伶官傳〉裡提到的五位伶人，都是在後唐莊宗時得勢。這與莊宗本身的興趣有極大關係，〈伶官傳〉開頭時作出解釋：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
文章將莊宗喜好優伶的原因解釋為「知音，能度曲」，偏向出自於對藝術的喜好，並不能直接看出莊宗對於男色本身，是否會像明清時士大夫階層，追求性愛上的滿足。不過基於「優伶一般具有姣好面容」這個事實，很可能使得君主沉溺男色之風而敗壞朝政。是以，我們仍可以推論：男風在某些部分，確實是影響了後唐的興衰。

宋代新儒學盛行，將中國傳統的禮教觀念再一次植入人心，這種根深柢固的觀念延續到了明代時卻有逐步動搖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自明代起，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資本主義的概念開始慢慢萌芽、傳統技術的發展、海上走私的盛行，有論者認為中國在當時進入了一個「原始化工業」 （近代工業化前的工業化）的時代。
《明史˙食貨志》記載明初的富足情景云：「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賑貸，然後以聞」（《明史》卷七十八，＜食貨二＞）亦說明了當時糧食豐足的情況。
　然而有道是：飽暖思淫慾，人民在富足了之後便轉向關注娛樂方面。明代社會男風盛行的情形，明人謝肇淛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個是嫖男妓受法律的制約比較少；第二個是嫖妓女花的錢比較多，一般人難以負擔；第三個是男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妻子往往不加干涉。由於這些原因，在明代時，「男風」甚為盛行。及至明中期之後，已形成了一種性愛的社會風氣，甚至得到了道德、風俗以及習慣的認可。明代男風遍及社會各階級，其中最為活躍的是士人階層。
　在此情形之下，許多以往社會地位十分低下的娼優子弟，透過營利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而身價頓增，甚至擠身於仕紳之列。伍袁萃在《林居漫錄》中說道：「令甲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邇來法紀蕩廢，膠序之間，濟濟彬彬，多奴隸子，而吳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為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林苑獵清華秩者

在研究「現代男色文學」之前，本組欲先釐清一個問題：男色文學在現代是否就等同同志文學？欲界定這個問題，應先就古典男色及同志小說做基本的了解，再比較之。
若說近代小說從民國開始，雖然只經過短短的百年不到，但是其中關於男色小說的轉變，以至於到同性戀小說的開放，都是相當快速且劇烈的。
古典小說對於男色的描寫，是把男人亦當作一種洩慾的器具，是可以交易、流動的商品，甚至是奴隸，或者說是只要有權、有錢就可以去享受的「東西」。這種明顯的階層關係，在古典專制的中國，，不分男女皆是常態，社會往往不至於有太大的反動，畢竟撰寫歷史的權力、享樂富貴的權力都執掌在同一批人手上。總之，對於男色文人頂多提出相當膚淺的意見或批評，社會上人們對於男色也是多漠不關心，頂多就是認為男色(而不是玩弄男色的掌權者)「傷風敗俗」。
但在階級漸漸非制式化的民主社會中，「合理的權力」往往需要受到「合理的監督與牽制」，「永遠的掌權者」慢慢在社會中消失。在加上人權的覺醒、思想道德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男色」漸漸隨著封建體系沒落於整部文明史中。是幸是不幸？在勇於表達自我的現代社會中，「同志」取代或說部分填補了「男色」在歷史地位上的空缺。簡言之，古典的男色文學慢慢消失在近代文學中，或許是因為受到西方社會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自由、女性主義、個人主義等風氣的影響，在「西風東漸」的現實環境中，東方的人民不僅為反階級的觀念所感染的，更有甚者，人再也不能亦不會被當成奴隸或者商品，情感多樣化、意識層面、心理層面為主要探究對象的『同志文學』自然而然的取代了傳統階級意識強烈的『男色文學』。
時至今日其實不難發現，一般人對於同性之間的性或愛雖然仍有貶低的刻板印象，但已有許多的人權團體以及關心「邊緣人」的社會運動一波一波的浮現，使同志議題漸漸從封建時代的大家庭走入了普羅大眾的生活中。社會觀念對於同志議題一步步的開放，使越來越多文學作品或背負著倫理壓力的自我告白、自我形象的辨證，或是透過種種細膩的愛情故事，嘗試將同志社會展露在世人眼前，而社會除了關懷、了解，也不斷的嘗試和「邊緣社群」做出善意的連結。同性戀的主題在現代已經不是「難以啟齒」的「問題」，而是人性其他面向的展現。

《孽子》堪稱是當代同志文學中的經典。文中描繪民國早期的同志圈(新公園中「黑暗王國」中的交易)、同性間的愛慾與背叛、包養及男妓、同志間的傳說甚至神話，以及在民國初年保守的民風下，社會對於同志的抵制，這些生動且流露無奈情感與命運的故事。作者以其觀察，從人性關懷的角度寫下主流社會所定義的種種「不堪」，尤其其中關於「青春鳥」的敘述，使本組決定以本書作為現代男色文學(同志文學實為男色文學之一部)的經典代表。
貫穿整部《孽子》的，正是一連串和主流文化與傳統道德倫理的衝突。除了文中的同性戀或擬同性戀對自我認同的衝突 外，尚有對代表社會主流價值的父親的情感衝突、對「圈外世界」的認知衝突。這些文本中的衝突恰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同志群體所面臨的矛盾及掙扎，在《孽子》發表的年代，同性戀在抗拒主流價值而產生衝突時的反社會性傾向以及社會上對同志社群的誤解，使同志群體被與愛滋病做不當的連結，又因缺乏道德認同(傳統道德是反同性戀的，故同志社群常被界定為是不認同道德的)、法律的約束，同志間往往難以維持「穩定的關係」甚或發展成婚姻，上述不僅增加了該社群本身的內在矛盾，亦使「圈外人」於解讀相關作品時易有錯誤的刻版印象與聯想。
根據相關研究，同志文學中的自然空間與同性戀族群的存在方式，常有一定的關聯。如《孽子》中臺北「新公園」作為「青春鳥」棲息之地的象徵性：大都市心臟地區的「綠肺」與傳統倫理規範有所牴觸的「同志」之間存有相生相依的關係，這是否意味社會的「病灶」？或是規範變更、倫理革命的源頭？學者仍在爭辯之中。但「空間」意象的深度詮釋，也許能給同志文學之定位提供進一步的幫助。如發生在「校園」中的同性戀情, 又為其感情的存在方式，賦與些許文化意味與青春氣息。而「梨園」則以其獨有的傳統文化意味進入同志文學(前文討論過的「伶人」)，另有其溝通傳統與現代、後現代文化的獨特作用。此外，軍營、監獄、公共浴室、戲院、醫院等空間，亦經常為同志文學中同性戀情演出的舞臺。事實上，同志文學、同志關係實存在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和其他的社群一樣，彼此探尋、衝擊及展現、嘗試瞭解與找尋自我認同。
「伊甸不再，夏娃變身。當年從伊甸園出走的亞當、夏娃們，以及『亞當又是夏娃』的『夏當』、『亞娃』們，如今正踟躕在大臺北的十字街頭。同志文學的作者及他們筆下的鱷魚、鳳凰們將由游向何處？飛向哪裡？是否會找到他/她們的歸宿？」

參、結論
「男色」本身並非一不變的概念，其能依據時間序列有所演變，由初始到巔峰到極盛到衰落，衰落後接著的是新概念(同性戀)的誕生，男色的歷史正如一有機體的生命歷程。綜觀各朝代的男色現象：
先秦兩漢即已流傳豐富的男色記載，尤其是〈十五國風〉中的鄭風。當時對男色的批判主在紊亂朝政，非今日的道德性批判。這個角度基本上也一直持續到史記、漢書當中。總的來說，兩漢並不全然排斥男色風氣，也不將好男寵的皇上即視為不好的君主，部分對於男寵的輕視與鄙夷則多肇因於政治因素。
魏晉之時可謂是中國男色風氣的第一個顛峰。面對紊亂的社會局勢，許多人「風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為女」以求慰藉，大眾不但不會對於這樣的行為給予非難批判，反而形成一種流行趨勢。只是過度風行的結果，有時甚至衝擊了當時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