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現代男色文學」之前,本組欲先釐清一個問題:男色文學在現代是否就等同同志文學?欲界定這個問題,應先就古典男色及同志小說做基本的了解,再比較之。

若說近代小說從民國開始,雖然只經過短短的百年不到,但是其中關於男色小說的轉變,以至於到同性戀小說的開放,都是相當快速且劇烈的。

古典小說對於男色的描寫,是把男人亦當作一種洩慾的器具,是可以交易、流動的商品,甚至是奴隸,或者說是只要有權、有錢就可以去享受的「東西」。這種明顯的階層關係,在古典專制的中國,,不分男女皆是常態,社會往往不至於有太大的反動,畢竟撰寫歷史的權力、享樂富貴的權力都執掌在同一批人手上。總之,對於男色文人頂多提出相當膚淺的意見或批評,社會上人們對於男色也是多漠不關心,頂多就是認為男色(而不是玩弄男色的掌權者)「傷風敗俗」。

但在階級漸漸非制式化的民主社會中,「合理的權力」往往需要受到「合理的監督與牽制」,「永遠的掌權者」慢慢在社會中消失。在加上人權的覺醒、思想道德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男色」漸漸隨著封建體系沒落於整部文明史中。是幸是不幸?在勇於表達自我的現代社會中,「同志」取代或說部分填補了「男色」在歷史地位上的空缺。簡言之,古典的男色文學慢慢消失在近代文學中,或許是因為受到西方社會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自由、女性主義、個人主義等風氣的影響,在「西風東漸」的現實環境中,東方的人民不僅為反階級的觀念所感染的,更有甚者,人再也不能亦不會被當成奴隸或者商品,情感多樣化、意識層面、心理層面為主要探究對象的『同志文學』自然而然的取代了傳統階級意識強烈的『男色文學』。

時至今日其實不難發現,一般人對於同性之間的性或愛雖然仍有貶低的刻板印象,但已有許多的人權團體以及關心「邊緣人」的社會運動一波一波的浮現,使同志議題漸漸從封建時代的大家庭走入了普羅大眾的生活中。社會觀念對於同志議題一步步的開放,使越來越多文學作品或背負著倫理壓力的自我告白、自我形象的辨證,或是透過種種細膩的愛情故事,嘗試將同志社會展露在世人眼前,而社會除了關懷、了解,也不斷的嘗試和「邊緣社群」做出善意的連結。同性戀的主題在現代已經不是「難以啟齒」的「問題」,而是人性其他面向的展現。

近代同志文學的呈現,可以從作家白先勇發表之短篇小說創作開始探討,白先勇以鬱金為筆名發表了〈月夢〉、〈青春〉開啟了前所未有的慾望與心理的表白,細緻刻劃同性情慾。

到了大約一九七零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社會大眾的生活條件逐漸獲得改善,讀者群漸漸擴大,長篇小說類型的通俗文學應之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此類通俗文學主要以市場反應為著眼點,較前期文學作品更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枷鎖,因此,此期的文學作品中不乏以聳動或具爭議性的社會題材為呈現對象,其中並包括了以同性戀為主題的作品,此正碰巧反映了當時逐漸成形的同志次文化。

然而,當時大環境下的社會風氣,仍然尚未背離「同性戀是傷風敗俗的、『畸形的』」的概念,同性戀行為在現實社會及文學作品中仍只能在陰暗的角落裡伴隨「骯髒污穢」隱蔽的滋生蔓延。主流對邊緣的態度常常是歧視、是譴責,甚至是仇恨。此期同性戀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禁錮,因其不但失去了階級的保護,也在主流社會的衝擊中喪失了自我的認同,同志將自己(或說社會大眾也是)視為「邊緣人」、視自己為「孽子」,在主流文化面前生活得卑躬屈膝、苟延殘喘。
不過,臺灣解禁後,文化上也開始有所鬆動,政治民主化及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經過幾年的蘊釀,使同志處境終於有明顯的轉變,以同志為主題的作品也漸漸受文學獎像及評論所青睞。此時同志小說的題材已不再是注重外部環境與被視為異端的同性戀文化之間的緊張對峙,而是由原先外在因素的壓抑轉向了他們自身,即從自身性取向的痛苦方面去探尋異端性愛的困惑及其對同性戀的認同危機。

此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朱天文的《荒人手記》,自《孽子》以來,這是比較能完整地呈現當代同志生活的諸多面向的佳作。主角是年過四十的男同志,用雌雄同體的理論對抗一妻一夫制,享受無限的性愛,然卻始終脫離不了傳統道德和非道德之間的矛盾。「荒人」指涉被遺棄同性戀者,與白先勇採取第三人稱敍事,好刻意與同志題材保持距離不同,朱天文寫作時運用了第一人稱,以自述的形式力圖進入同性愛的內在世界。與「孽子」們被動的為社會所拋棄不同,「荒人」們是自願退出主流社會,心甘情願退避於都市一角,沉浸在自戀與自虐的孤獨裏。這時期的作品如《荒人手記》,仍然充滿著矛盾以及退縮的意識,一方面是因為同性戀作品已經可以公開發表,在稍加寬鬆的社會環境,為主流與邊緣的對話帶來了基礎。但不容忽視的是,同志在主流文化中所處的邊緣地位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同志仍被視為「異端」而存在,當事人也對於此現象有著重重的疑惑及矛盾。

到了一九九五年,令人耳目一新的「酷兒文學」衝進了台灣社會,酷兒是譯自英文的queer,對於同志有相當程度的貶低意味,英、美一波激進的運動大膽挪用這個詞作為拒絕對主流文化妥協的自白。中文翻譯成「酷兒」,正因為酷不僅沒有任何負面意涵,甚至帶有流行意味。從敍事角度來看,因為受到美國越戰時期的頹廢思潮與後現代解構主義的影響,酷兒文學在描寫時言辭較過去同志文學更加激烈,拋棄了白先勇時代的隱諱敍述,也不再滿足於荒人們自敍式口吻,以一種激進的,近乎虛幻的手法進行多角度的敍事,酷兒在「情」與「欲」的表現上往往「言情重欲」,更注重感官刺激等相關描寫。作家們刻意忽略一般所謂社會觀感、普世價值,直接深入探討被主流稱之為「變態」的同志文化。

直言之,早期許多經典的同志故事,主題常背負著倫理和壓力。不過後來幸福的定義和自我存在的價值已漸漸受到重視,社會風氣使得許多同志文學作品趨於積極正面,描述同志們勇於追求,甚至驕傲展現愛的本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無單一價值標準的現在,同志風潮已悄悄退去,或許反映著主流出版市場已漸漸縮減的事實,現代不少作品往往無法讓人有想一讀再讀之感,至多只能稱的上是通俗的網路小說,所述主題也漸漸偏向輕薄、甚至有標榜感官描寫的洩慾傾向。此現象推測出於社會不夠多的包容或了解,因為所謂的「公平正義」往往只是操之在主流社會的「共同主觀」,近幾年來觀察到的現象是,同志文學在「大鳴大放」及承受一連串衝擊及反思之後,應需要一些時間磨合甚至療傷,或可認為主流社會並不需此類的「消費文化」,使得同志經典漸漸不在社會中出現,而漸漸被社會忽略,此類文學才似是漸漸被同志社群隱藏在自己的神話中。

總的來說,在強調多元價值的現代,同性戀情在社會主流價值的審視之下,往往還是只能以隱蔽、突兀的姿態存在。儘管除了少數衛道人士之外,不少人都同意現代是一個包容力極高的社會,但不容否認的,大部分同性戀者心中,一直存著導因於根深柢固觀念的強大的精神壓力與自責感,早期文學上的表現也因此都不免流於哀怨與祈求之間。「同志文學」在60年代的臺灣出現,既與社會發展中的女性主義思潮漸次流播帶動性別議題的討論有關,也與文學界現代主義思潮的盛行桴鼓相應。對於人類自身奧秘的不斷追尋和追問、人本主義理念的不斷衝擊,皆將是臺灣同志文學甚至所有文學欲激盪經典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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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的同文化─古今男色文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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