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時期流傳下來的男色記載十分豐富。以明代馮夢龍所著《情史》中〈情外篇〉的記載4為線索,可以在《史記》、《戰國策》、《晏子春秋》裡找到相關的記載。由於史書的記載對象大多為皇室貴族,要從這些史料裡尋找平民的男色記載較為困難。這時侯《詩經》提供了一個供我們參考的指標。在風、雅、頌三部份中,我們可以從〈十五國風〉裡的記載來看出一些男色風氣的端倪。以下分別討論先秦、兩漢之間男色風氣,並從當時世人的言論探討對男風的觀感。
在《尚書.伊訓篇》已有關於男色風氣的記載。5

.......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其中「比頑童」即意指親狎男寵。而文中將此行為歸類在「亂風」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批判與當今針對同性戀的道德性批判不同。伊尹將其與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相類比,可見伊尹對此的批判是偏向政治層面。換言之,比頑童與侮聖言、逆忠直等都會造成政治上的混亂。而這個角度的批判基本上也一直持續到史記、漢書當中。
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後,男色風氣的記載越顯清晰,散見於《戰國策》、《晏子春秋》、《韓非子》等。以古代男色四大故事龍陽、餘桃、安陵、斷袖之中,春秋戰國時期便佔了三篇。可見當時的男色風氣之盛。下引餘桃、龍陽兩原文出處為佐證。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6

本文作者針對餘桃一事提出的評論之中,強調君王對同一事情會因本身的愛憎而有不同的態度,因此勸諫君王的臣下須察君王的「愛憎之變」,尚未針對文中的同性關係做出評論或批判,甚至沒有對「男色」做出明顯指稱。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7

若我們從龍陽一文中推敲作者的觀感,可看出他某種程度的沿襲了《尚書》以來的態度:認為美色可能導致政治上的紊亂,也就是「近習之人相與怨」。然而美色其實無關乎性別,並不侷限於女性或男性。
除了男色故事之外,也不乏當時諸子百家對男色評論的文獻記載。孔子跟墨子便都有針對當時的男色風氣提出看法。在《墨子.尚賢》中墨子嘗言:
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無故貧富。面目姣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愛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
墨子也沒有對男風提出道德上的批判,但是也針對男寵「因面目姣好則使之」提出無功而受祿的批判。再和前述之可能導致政治混亂之美色相比較,中國古代女子地位普遍不高,妻妾僅能間接左右君主想法,尚不能如部分男寵得封官受祿、甚而參與朝政。又這類男寵之佔據職位而使「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也導致政治紊亂。
而在左傳中,魯公子與其嬖僮汪楦一同戰死於沙場時,孔子曾表示: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意指汪楦雖年幼戰死,但已能保家衛國,不該用未成年的葬禮禮法(殤)待之。孔子雖沒有直接表達對同性關係的評論,但以孔子厚葬汪楦來看,其所著重在於汪楦馬革裹屍之功,至於其與魯公子之關係,他的態度則是十分寬容的。
另外孔子嘗言:「詩三百一言敝之。思無邪。」又觀諸現今流傳的詩經中,不乏隱含同性關係意味的詩句。若「孔子刪詩」一說成立,這些詩作又得保留,那麼即可推測其為孔子所接受且具代表性。8然即使孔子刪詩一說只是誤傳,我們仍可由其中窺看民間男色風氣的狀況,蓋因詩經呈現時人生活的多面風貌,這些詩篇多屬國風,尤以鄭風為盛,如:

《詩經•國風•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詩經•國風•鄭風•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詩經•國風•鄭風•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雖然一般多將此解為女子對心儀男子的嬌嗔之詩,但其實我們從詩中看不出主角性別,因此也有人主張此詩可解為同性之間的愛戀情誼。9
相關證據包含《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三篇中出現的「狂且」「狂童」「狡童」。狂且的「且」字是象徵陽具的象形文字。10因此狂且代表陽具。至於狂童、狡童之中,「狡」字有許多不同解釋。《說文》將其解為:狡,少犬也。引申為狡好或狡健,代表強壯美好的年輕男子。《廣雅》則解為:狡,健也……狡童,童癡也。
《詩經蠡測》中也認為《國風》中本有很多組詩,並判定《鄭風》之《山有扶蘇》、《狡童》、《蒹裳》具有主題的統一性,皆為組詩。又加上當時貴族之間男風興盛的時代背景,若朝另一方向思考,將這些詩經的記載解為當時的民間男風也是頗為合理的。
而在《晏子春秋》中記載,有一小官因景公美姿容而僭越盯視,令景公不悅,欲殺之,遭晏子勸諫的故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于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11

這個故事特別之處在於,晏子不但未表現出對男色的排斥或貶斥,甚至認為國君應理解同性的慾望,並欣然接受他人的愛慕,而景公竟也接受晏子的勸諫,且使小官協助沐浴。表示景公與晏子對男色並無成見,似可推測在該時代,男色並不如今日某些衛道見解所謂的「汙穢的」、「變態的」。
而到了西漢時期,司馬遷在《史記.佞倖列傳》裡便開宗名義的說道:「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根據司馬遷上述所言,佞倖列傳應是記載與皇上有曖昧同性關係的男性無誤。作為當時的史官,司馬遷以他的一定的標準記載了這些佞倖事蹟,包含鄧通、韓嫣、李延年等。

...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浸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在所錄前文中,司馬遷都沒有參雜個人的品評,皆以陳述史實的筆法撰寫,唯在列傳之末道: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中每篇篇末的「太史公曰」是司馬遷用以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提醒愛憎的變化,彌子瑕的故事便可作為借鑑,足以讓後人了解佞倖的可能下場。司馬遷沒有在太史公曰中提出譴責,甚至還有所警示,且其語氣透漏出他對佞倖的同情,提醒眾人避免成為僅具悲劇下場的佞倖。
但在佞倖列傳文末司馬遷忽然提出衛青、霍去病兩人,卻又一筆帶過:

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這邊頗值得疑惑的是:司馬遷處理鄧通、韓嫣、李延年的篇幅與處理衛青、霍去病的篇幅顯然有很大的差距。那為什麼司馬遷處理篇幅如此不同?關鍵或許在於衛青、霍去病「頗用材能自進。」,與鄧通的「鄧通無他能」有很大的對比。這可以從〈汲鄭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得到更多的佐證: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司馬遷稱讚衛青「仁善退讓」,但「以和柔自媚於上」顯然不是正面的評價,天下也沒有人稱讚衛青。或許代表當時雖然男色不是罪大惡極,但難免給人「賣身求榮」之感,並非十分正面。
因此司馬遷個人對於衛青、霍去病在佞倖列傳中一筆帶過,且論到他們「頗用材能自進。」,因此不需著重在佞倖的部份多談。
到了漢書的部份,班固的態度就不同於司馬遷。班固對於「佞倖」的定義比較接近「寵臣」而不全為同性關係。12
但是班固仍有在篇末的贊中提到男色的評語: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強,棟干微撓。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

強調其升遷不由規矩,其能力無法負擔其位,最終無好下場。語氣似向君王勸諫不要因寵而加官晉爵,擾亂綱紀朝政,反而會「愛之適足以害之」。因此「咎在親便嬖」意近似於《戰國策》中的「近習之人」。
東漢時期從史料中比較難以看出男色風氣,後漢書中也缺乏佞倖列傳的部份,這可能是由於皇帝多年幼即位的緣故。

總的來說,兩漢並不全然排斥男色風氣,也不將好男寵的皇上即視為不好的君主,但某些時候對於男寵則帶著或多或少的輕視與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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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的同文化─古今男色文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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