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時期流傳下來的男色記載十分豐富。以明代馮夢龍所著《情史》中〈情外篇〉的記載4為線索，可以在《史記》、《戰國策》、《晏子春秋》裡找到相關的記載。由於史書的記載對象大多為皇室貴族，要從這些史料裡尋找平民的男色記載較為困難。這時侯《詩經》提供了一個供我們參考的指標。在風、雅、頌三部份中，我們可以從〈十五國風〉裡的記載來看出一些男色風氣的端倪。以下分別討論先秦、兩漢之間男色風氣，並從當時世人的言論探討對男風的觀感。
在《尚書．伊訓篇》已有關於男色風氣的記載。5
.......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其中「比頑童」即意指親狎男寵。而文中將此行為歸類在「亂風」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批判與當今針對同性戀的道德性批判不同。伊尹將其與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相類比，可見伊尹對此的批判是偏向政治層面。換言之，比頑童與侮聖言、逆忠直等都會造成政治上的混亂。而這個角度的批判基本上也一直持續到史記、漢書當中。
進入春秋戰國時代後，男色風氣的記載越顯清晰，散見於《戰國策》、《晏子春秋》、《韓非子》等。以古代男色四大故事龍陽、餘桃、安陵、斷袖之中，春秋戰國時期便佔了三篇。可見當時的男色風氣之盛。下引餘桃、龍陽兩原文出處為佐證。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6
本文作者針對餘桃一事提出的評論之中，強調君王對同一事情會因本身的愛憎而有不同的態度，因此勸諫君王的臣下須察君王的「愛憎之變」，尚未針對文中的同性關係做出評論或批判，甚至沒有對「男色」做出明顯指稱。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7
若我們從龍陽一文中推敲作者的觀感，可看出他某種程度的沿襲了《尚書》以來的態度：認為美色可能導致政治上的紊亂，也就是「近習之人相與怨」。然而美色其實無關乎性別，並不侷限於女性或男性。
除了男色故事之外，也不乏當時諸子百家對男色評論的文獻記載。孔子跟墨子便都有針對當時的男色風氣提出看法。在《墨子．尚賢》中墨子嘗言：
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無故貧富。面目姣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愛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
墨子也沒有對男風提出道德上的批判，但是也針對男寵「因面目姣好則使之」提出無功而受祿的批判。再和前述之可能導致政治混亂之美色相比較，中國古代女子地位普遍不高，妻妾僅能間接左右君主想法，尚不能如部分男寵得封官受祿、甚而參與朝政。又這類男寵之佔據職位而使「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也導致政治紊亂。
而在左傳中，魯公子與其嬖僮汪楦一同戰死於沙場時，孔子曾表示：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意指汪楦雖年幼戰死，但已能保家衛國，不該用未成年的葬禮禮法（殤）待之。孔子雖沒有直接表達對同性關係的評論，但以孔子厚葬汪楦來看，其所著重在於汪楦馬革裹屍之功，至於其與魯公子之關係，他的態度則是十分寬容的。
另外孔子嘗言：「詩三百一言敝之。思無邪。」又觀諸現今流傳的詩經中，不乏隱含同性關係意味的詩句。若「孔子刪詩」一說成立，這些詩作又得保留，那麼即可推測其為孔子所接受且具代表性。8然即使孔子刪詩一說只是誤傳，我們仍可由其中窺看民間男色風氣的狀況，蓋因詩經呈現時人生活的多面風貌，這些詩篇多屬國風，尤以鄭風為盛，如：
《詩經•國風•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詩經•國風•鄭風•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詩經•國風•鄭風•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雖然一般多將此解為女子對心儀男子的嬌嗔之詩，但其實我們從詩中看不出主角性別，因此也有人主張此詩可解為同性之間的愛戀情誼。9
相關證據包含《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三篇中出現的「狂且」「狂童」「狡童」。狂且的「且」字是象徵陽具的象形文字。10因此狂且代表陽具。至於狂童、狡童之中，「狡」字有許多不同解釋。《說文》將其解為：狡，少犬也。引申為狡好或狡健，代表強壯美好的年輕男子。《廣雅》則解為：狡，健也……狡童，童癡也。
《詩經蠡測》中也認為《國風》中本有很多組詩，並判定《鄭風》之《山有扶蘇》、《狡童》、《蒹裳》具有主題的統一性，皆為組詩。又加上當時貴族之間男風興盛的時代背景，若朝另一方向思考，將這些詩經的記載解為當時的民間男風也是頗為合理的。
而在《晏子春秋》中記載，有一小官因景公美姿容而僭越盯視，令景公不悅，欲殺之，遭晏子勸諫的故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于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11
這個故事特別之處在於，晏子不但未表現出對男色的排斥或貶斥，甚至認為國君應理解同性的慾望，並欣然接受他人的愛慕，而景公竟也接受晏子的勸諫，且使小官協助沐浴。表示景公與晏子對男色並無成見，似可推測在該時代，男色並不如今日某些衛道見解所謂的「汙穢的」、「變態的」。
而到了西漢時期，司馬遷在《史記．佞倖列傳》裡便開宗名義的說道：「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根據司馬遷上述所言，佞倖列傳應是記載與皇上有曖昧同性關係的男性無誤。作為當時的史官，司馬遷以他的一定的標準記載了這些佞倖事蹟，包含鄧通、韓嫣、李延年等。
...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浸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在所錄前文中，司馬遷都沒有參雜個人的品評，皆以陳述史實的筆法撰寫，唯在列傳之末道：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中每篇篇末的「太史公曰」是司馬遷用以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提醒愛憎的變化，彌子瑕的故事便可作為借鑑，足以讓後人了解佞倖的可能下場。司馬遷沒有在太史公曰中提出譴責，甚至還有所警示，且其語氣透漏出他對佞倖的同情，提醒眾人避免成為僅具悲劇下場的佞倖。
但在佞倖列傳文末司馬遷忽然提出衛青、霍去病兩人，卻又一筆帶過：
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這邊頗值得疑惑的是：司馬遷處理鄧通、韓嫣、李延年的篇幅與處理衛青、霍去病的篇幅顯然有很大的差距。那為什麼司馬遷處理篇幅如此不同？關鍵或許在於衛青、霍去病「頗用材能自進。」，與鄧通的「鄧通無他能」有很大的對比。這可以從〈汲鄭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得到更多的佐證：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司馬遷稱讚衛青「仁善退讓」，但「以和柔自媚於上」顯然不是正面的評價，天下也沒有人稱讚衛青。或許代表當時雖然男色不是罪大惡極，但難免給人「賣身求榮」之感，並非十分正面。
因此司馬遷個人對於衛青、霍去病在佞倖列傳中一筆帶過，且論到他們「頗用材能自進。」，因此不需著重在佞倖的部份多談。
到了漢書的部份，班固的態度就不同於司馬遷。班固對於「佞倖」的定義比較接近「寵臣」而不全為同性關係。12
但是班固仍有在篇末的贊中提到男色的評語：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強，棟干微撓。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
強調其升遷不由規矩，其能力無法負擔其位，最終無好下場。語氣似向君王勸諫不要因寵而加官晉爵，擾亂綱紀朝政，反而會「愛之適足以害之」。因此「咎在親便嬖」意近似於《戰國策》中的「近習之人」。
東漢時期從史料中比較難以看出男色風氣，後漢書中也缺乏佞倖列傳的部份，這可能是由於皇帝多年幼即位的緣故。
總的來說，兩漢並不全然排斥男色風氣，也不將好男寵的皇上即視為不好的君主，但某些時候對於男寵則帶著或多或少的輕視與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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